“家公”，是我们常德那地方对外祖父的敬称。一百年前的今天，我的家公李祖军诞生在常德市汉寿县聂家桥乡皇城村阳甫岗组。戊申年冬月初一日，这是个令我魂牵梦绕了大半辈子的日子。当这个日子越来越向我走近的时候，我的心越来越不平静。无论行走，还是睡下，我都一直思考着如何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提出了多种纪念方案，都被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否定，她说：“你晓得家公的脾气，一辈子不图虚名，不讲排场。只要你心里有家公，就是最好的孝敬。别的都不要搞。”我尊重母亲的抉择。如果违背，会令她不高兴。她虽然一字不识，但她有一颗圣人的心，从来不把世俗的东西放在眼里，我行我素。从我母亲身上，时刻可以看到我家公的影子。尊重母亲的抉择，就是对家公最好的纪念。
虽然不举行家公诞辰百周年纪念仪式，不召开座谈会、纪念会、文艺专场演唱会，也不编辑发行画册和纪念文集。但我作为家公的长外孙，总不能任何纪念形式都不采用吧？！连日来，我白天忙完公务，晚上便一头扎进书房，从几十年积累的浩如烟海的相册和底片夹里，挑选出反映家公人生轨迹的一副副黑白照片和底片，或翻拍，或扩印。家公英武的相貌，慈祥的笑容，坚毅的神情，逐一展观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可亲可敬。已是过五奔六之年的我，又仿佛回到了家公的怀抱，回到了家公领着我穿越贫穷苦难，追求幸福温馨，学习文化知识的孩提时代。
我是在湖水里长大的。每年春回大地，乍暖还寒之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往屋后那条清悠悠地碧莲河里钻。自然免不了感冒发烧。到了高烧不退的关键时刻，母亲就会对父亲发出命令：“快去把家公请来。”如果不存在特殊情况，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家公准会一头细汗地出现在我眼前。他伸出温暖的大手，摸摸我的额头，再探探我的脉搏，嘴里问长问短。同时，从他怀里掏出或香喷喷的，或凉冰冰的药物，不是溥在额头，就是塞进腋窝。这时，不用他吩咐，我母亲及时地递给他一只拳头般大小的青花瓷杯。家公接过，走向床后的米桶，亲手盛满一杯米，又回到我面前，然后解下他系在腰间的那条青布围单，包上青花瓷杯，系紧，俨然如今的印把子状。他用右手举了，朝着我的面，一圈连一圈地轻轻晃动，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然后揭开，瞧瞧青花瓷杯里的米粒，判断出我背着父母下河游泳的地方。没有出现过一次与事实不符。他又用青布围单重新包裹好盛满米粒的青花瓷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叮嘱两天两夜不许移位。他每次都会交代我的祖母，两天过后，将青花瓷杯里的米用茶罐煨成饭，让我一餐吃了，退烧除热，康复如前。家公用这种办法，灵验地一次次医好我的感冒发烧。迄今我仍未明白，他用的是那种医术。
还有比这更神奇的。千百年来人们用“手到病除”赞美华佗的高明医术。以我的切身体验，我家公的医术比“手到病除”的华佗还略胜一筹。因为他无需与病人面对面的伸手把脉，也能治病除疼。那是1965年深秋，在汉寿县二中就读初一的我，先是左脸肿大，校医为我打针下药，不但未收到疗效，右脸也随之肿大起来，一下成了全校有名的猪八戒。前三天，我克服疼痛，坚持上课，到第四天连水也咽不下，成了卧床不起的重病号。班主任设法带口信给我家里。母亲风急火急赶到，送我进县医院治疗，一星期过去，仍不见明显好转，成天疼得叫爹喊娘。母亲对我说：“看家公能不能治好这号怪病。”她把我托付给同学护理，自己连夜赶回四十里以外的家公家。第二天清早，母亲就出现在我病床前。她带来了家公连夜为我特别熬制的膏药，立即往我左右脸部各溥一贴。我怀疑它的作用，并流露出对家公的不满：“他不来当面探查我的病因，对症下药，就凭这几贴膏药能行？”母亲说：“家公给集体饲养的那两头牛丢不开。”我气得流眼泪：“难道我没有那两头牛重要？！我要是病死了，他会后悔的。”母亲安慰我：“你不会病死的。家公讲了，他这药能治好你的病。半天就能消肿，一天就能止痛。”不等我说出“我不相信”几个字，便开始感觉到又肿又烫的脸上有丝丝凉风吹过，接着似乎无数根细针往肌体内扎，痒痒的，酥酥的，舒坦极了。半天过去，我张口进食，一海碗面条被我消灭得一干二净。自贴上膏药的那一刻算起，24小时后，我回到了教室，像以往一样与同学们一起听老师讲课。我康复的消息一时传遍了校园。同学们不再称我猪八戒。都对我有一个神奇医术的家公表示赞叹与羡慕。
我能始终保持一副健康的体魄，在大半生的侦查破案中承担重任没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得完全归功于我的家公以他的神奇医术对我的精心呵护，每次有病有痛均能得到及时治疗，没有落下任何病根。
那些年，家公不仅给我及时治疗好了种种生理上的病，更重要的是给我治好了心理上的病。
1966年下半年，学校停课闹革命。绝大多数同学都走南闯北地串联去了，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留在学校里。先前还可以到阅览室看看书，读读报，后来阅览室也被关闭了，没有任何办法打发时光。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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