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之一
在作家眼里，我是警察；在警察眼里，我是作家；在平民百姓眼里，我是写警察的作家；在妻儿眼里，我是穿警服，佩警衔，时刻想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的警察。这都是现在的事情。那么过去呢？过去我并不是一个警察。
开篇之二
望岳麓山，看湘江水，山是那样的翠绿，水是那样的幽蓝。水，映出山的倒影。山，送来水的源泉。山，绿得耀目。水，蓝得晃眼。山因水更绿，水因山更蓝。山离不开水，水离不开山。山和水编成这丰富多彩的乐园，水和山织成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夫妻不正如这山和水吗？彼此依托，互为映衬，便显示出无限的生机。
于是我敞开心扉，亮出肝胆，用真情用赤诚，写下这《山水协奏曲》，献给那些已经做夫妻和准备做夫妻的年轻朋友们。但愿不被视为陈年古董。
小河边，两心相知一线牵
1979年10月22日，我和她结婚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我曾立下誓言：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而这年，恰恰是我在事业上受挫最重，成绩最微的一年。我和创作组组长曹一心（曹逸兴）老师躲在桃花源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柳湖》，在眼看要出书，要成功，鲜花和阳光同时含情微笑的时候，突然遭到贬斥，打入冷宫，成为几十公斤废纸，只能深深地锁进自己的书柜。这种失败的痛苦，熬细了血气方刚的躯体，熬陷了乌亮有神的眼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懂。我重整其鼓，再战沙场，中篇、短篇，一篇接一篇的外抛，然而，那些编辑部，那些编辑们却无情得很，一篇又一篇地给我抛回来。我提笔不敢落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创作。
“我们结婚吧！”她在小河边对我说，一字一句，小河般荡漾。碧水般温柔，我吻她，像小河上的浪花卷在一起。立刻，我推开她，“不，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我迷茫地望着小河，望着河那边的大山。她抓住我的双手，捏得好有力。平时，这双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样柔弱，纤细。她说：“你要相信两双手的力量。”
婚后，她对我的气质、经历和思想感情，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更熟悉，更了解。我出身农民家庭，世代文盲，解放后才出了我这个笔杆子。所以，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当时，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错误和惨痛教训。文学，是历史的镜子，是时代的温度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覆盖了文坛。我担心给党的脸上抹黑，我害怕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不忍心那样写。所以，我的作品难以发表。她根据这些情况，建议我先将小说创作放一放，全身心地扑进火热的现实生活，熟悉新的人物，掌握新的素材，以写作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那时，她二十二岁，一个温柔的少妇，一个果敢的决定，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帅大姐回故乡》《零点零一》《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更比当年雄赳赳》《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戴笃伯嫁女儿》《是为了报答吗？》《朝鲜归来情似火》等一批报告文学和散文，相继在《桃花源》《湘江文学》《儿童时代》《中国财贸报》《湖南日报》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这就像一支支强心剂，给我的创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气。我不再怀疑，我不再动摇，我相信自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料。
一盏寒灯，两个身影。
我的每一篇作品，每一个文字，都渗透了她的心血，都包含着她的汗水。从创作冲动的萌发，到构思，到成篇，直到抄正、投邮。全过程中，我吃的苦，她吃了，我没有吃的苦，她也吃了。我每当有了创作一篇作品的打算，就讲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她如果点头，如果微笑，我便信心十足。于是，我俩一起咀嚼生活素材，一起构思，一起布局。满意了，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绝招了，就由我动笔写初稿。当全文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或省略号或感叹号时，不论她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厨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会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进书房，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抑扬顿挫，出神入化，彻底忘我。此时，她为了上下左右邻居的宁静，为了保护我的嗓门，会不失时机地笑着提醒：“轻点！轻点！”我念完，她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轻轻启开时，我立刻觉得是一座智慧的闸门朝我洞开，是一道恩爱的河流向我涌来。坦率、中肯、切中弊端，绝没有一丝敷衍。她常说她视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我吸收、消化她的意见，认真仔细地进行修改。又全文念给她听，直到她满意为止。这时，她习惯地接过稿子，一边字斟句酌地润饰，一边一笔一画地誊写。每一篇作品，只要经过她的手，就会变得优美大方，洒脱飘逸。凡编辑过我的作品的编辑，都会给予一致的赞扬和肯定。时间长了，我才可怕的发现，我离开了她，就没有创作激情。我离开了她，就写不出好作品。她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她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不！她是我亲密的合作者。当我初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提笔创作时，总觉得内心和身边缺少了什么，有种沉甸甸的失落感，但又不能不写。我只好将同室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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