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滇东红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设为她。吉成心好，十分理解我，像她一样地耐心听，像她一样地认真提意见。只是不要吉成抄正，我用快件寄回家中，由她像往日一样润饰、誊写，再投编辑部。
她不像我，不是专业创作员。她有自己热爱的财会工作，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她还有我们共同创造的儿子，有我们共同需要的家庭。这一切，全靠她那不算结实的肩膀承担。改稿，抄稿，这一切烦琐、辛苦、劳累的工作，都只能在夜间和节假日进行。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欢乐、轻松、消遣，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
1981年8月，湖南省，就赶紧寄回来一章。我给你抄正，又给你寄上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沉重了。
登上南岳衡山，心境像松树一样静。我牢记她的话，适当节制自己，每天一章，四五千字，写完就往家里寄。那时，邮件传递比现在迅速、准确，从南岳山庄到汉寿县城，一往一返，平信只需八天。笔会为期一个半月，我抓住头二十五天，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她润饰、抄正这十一万字，吃的苦头，付出的心血，不知超过我多少倍。盛夏八月，日平均温度摄氏三十八九度。即使坐在电风扇下，也是浑身汗水淋淋。每日晚，那些娇宠的妻子，不是赶当风处纳凉，就是品味着男人从冰厂买回的果露、酸奶，其情趣、乐趣、画趣兼而有之。而她，白天上班八小时，洗衣、做饭、奶孩子。晚饭后，给儿子洗完澡，擦上痱子粉，就放上床睡觉。将一台唯独的落地电扇调到适当档次，对着儿子悠悠旋转，她便坐到写字台前，右手握笔，一笔一画如走龙蛇，如卷风雨；左手抓条湿毛巾，不时抹掉脸上、身上的汗水。她脚下是两桶凉水，防蚊叮、驱炎热。她每夜抄完一章，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在那段日子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
我收到她修改、抄正的最后一章，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心潮激荡难平，身颤颤，手颤颤，信封怎么也撕不开。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一手接过，启开，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一卷黑油油的线，一颗硬邦邦的钉。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平时在家，她每抄完一篇稿件，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她说男人的手粗，装订出来歪歪斜斜，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影响对作品的看法。此次，她在洞庭湖畔，我在南岳山庄，远隔数百里，没法，只得让我自己装订。她寄来这针，这线，这钉子，就是装订稿件用的。顿时，安敏比我还激动，噙着泪花，连声说：“有这么好的妻子，难得！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会成功。”
好多作家愿意写稿，不愿抄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抄比写更吃亏。《欢笑的碧莲河》从成稿到发表，到出书，小改无数次大改七八遍。她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一层茧。
那日，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我正欲抓住她的手，说句感谢的话，她一转身，急匆匆走了。我手捧样书，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想起今后要走的路，我激动难捺，平时不抽烟的我，此时点然一支，在房里踱来踱去。忽听前面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好惊诧。这时，她带着儿子走进来，连声向我表示祝贺。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作品发表，出书，都只署有我的名字，荣耀的是我，风光的是我，她吃尽苦头，饱尝了辛酸，却默默无闻。
我和她讨论、研究作品，也并非绝对的一致，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这都是因为我暴躁，我冲动。每遇这种时候，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等我冲动过后，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篇作品，改的次数多了，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宁可扔掉，也不愿再改。1981年春天，我写了散文《鳖园，绿了》，投出去，退回来。我又改，我又投，几投几退，一颗心凉了半边。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她一把夺过，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我不听，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她明亮的眸子一转，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一反往常的温柔，大声对我说：“这点耐心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有什么作为，烧吧，烧了我还省得再抄。”经她这一激将，我又鼓起勇气再改，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四千字，她一夜抄正，寄给《儿童时代》，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安排在1982年《儿童时代》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
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洞庭丽人》，她每晚抄三千字，连续作战，毫不松懈，国庆放假，人们都休息去了，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自己闭门不出，每天抄写十个小时。作品抄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无法抬起。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至今却未找到发表园地。这仅是我们失败中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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