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种时候，更激起我对被人们誉为“东方安徒生”、被文学界尊称为陈伯老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怀念之情。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他总是和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全国的少年儿童朋友们一起欢度节日的呀！今年他却不能了。去年的11月6日，他含笑走完了人生的91个里程，离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在这欢庆的阵容里，没有了陈伯老的笑容和身姿，我仿佛缺少了阳光和雨露。因为在我近二十年的坎坷岁月里，我有幸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陈伯老对我的教诲、鼓励与呵护，我这株洞庭湖农家小院里长出的文学幼苗，才没有遭虫蛀坏和被风刮歪，成为了6000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一员。
第一次面对面接受陈伯老的教诲，是1980年盛夏在湖南省首届南岳儿童文学笔会上。他应主持人的邀请，以74岁高龄，不远千里，冒着摄氏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从上海乘火车，转汽车，登上海拔2000多米高的南岳山，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数次为我们讲授儿童文学创作，每讲近四个小时。我们这批先天营养不足的中青年作者听他授课，如同旱土逢甘露，任何深奥的理论从他嘴里讲出来，都变得易懂易记易学，因为他结合了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像大人领着孩子学走路，使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踏进。自那以后，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群，这与当年陈伯老在南岳山上的辛勤浇灌是分不开的。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有所收获，发表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与陈双娥合作）《雾过洞庭湖》，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以及一批儿童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那次，陈伯老离开南岳前，我提出与他和他的夫人、小孙子合影留念，他满足了我的愿望。至今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饭后，我们站在南岳磨镜台的参天古松下，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1984年，我创办《沧浪》期刊。我致信陈伯老，恳请题词和题写刊名。很快，我收到了他题写的“沧浪”刊名和题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明兮，可以创我社会主义之新，可以抒我社会主义之情。”我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些日子，我浑身使不完的劲，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在一群热血文学青年的支持下，克服经费、场地、人手皆缺的困难，硬是将16开本，92个页码的《沧浪》创刊号鲜嫩水灵地推向了社会，得到了广大业余作者和各界读者的好评，也得到了陈伯老的肯定与鼓励。如今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似的。像陈伯老这样世界级的大作家，屈尊为不起眼的《沧浪》题写刊名和题词，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然陈伯老的确做了，足见他的无私、善良，足见他对青年、对未来的关爱。
1985年早春，我赴南通市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春江笔会”，借机携妻儿游览沪宁苏杭。我们全家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到瑞金二路26号看望陈伯老。他给我3岁的儿子签名赠送了他的长篇童话《好骆驼寻宝记》。这种时候，他不像一个大作家，更不像一个文学、出版界的领导者，而完完全全是一个慈祥的长者。陈伯老的平易近人，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87年盛夏，我有幸又一次与陈伯老在南岳磨镜台宾馆重逢。他是特意赶来给获得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的作者颁奖的。他的莅临，给整个授奖大会，给南岳山庄，增添了热烈欢快的气氛。获奖作者中，大多是陈伯老的门徒。他当年在南岳山上播撒希望的种子，8年后再由他来验收归仓的果实，这意义非常特别。我也是获奖作者之一。陈伯老见到我，向我表示祝贺，还欣然为我题词：“重来南天岳，再会磨镜台。喜君意气盛，文章更有才。谨祝前程远，健笔描四海。他年得相见，青松果成材！”我从这字里行间，领悟到陈伯老对后辈寄托的殷殷希望。我暗暗发誓：此生一定要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方能对得起关爱我辈的陈伯老。
接下来与陈伯老的又一次重逢，是数次相逢中距离时间最短的一次。1988年10月8日，全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在烟台召开。湖南出席会议的有谢璞、刘杰英、杨实诚，也有我。上海派来参加会议的作家、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势力雄厚。陈伯老是这支队伍中的主帅。他当时已是82岁高龄，还担任着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巨人》杂志主编。这次会议上，他的年龄最大。但他在会议期间却显得年轻而有朝气。金秋十月，海滨的天气格外晴朗。陈伯老每天早晚都与我们年轻人一起到海滩上看日出日落，观潮起潮涌。参观，游览，他步履稳健，谢绝搀扶。与会者都羡慕他身体硬朗，请教养身秘诀。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搞儿童文学的人，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不会衰老的。”那次会上，我和谢璞老师几次到他的住房拜访求教，并邀请他再登南岳山。他表示找机会再来。在烟台分别时，我请他题词留念，他挥笔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一枝生花妙笔，拨开文学艺术的宫门；门启处，教育与娱乐并立其中。”本次会议，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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