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如何寓教于乐展开热烈讨论。我从陈伯老给我的题词领悟到：会议虽然结束了，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应永无止境。
此后，我与陈伯老重逢的机会变得越来越难，一则这些年真正的文学活动受经济的制约几乎没有了，二则我虽然仍坚持创作但就本职工作性质而言已离文坛远了，三则陈伯老毕竟年事已高不能轻易离开上海往外地了。自1987年以后，他便再也没到过湖南。我与他烟台一别，十年远矣。
1997年3月31日，我终于又与陈伯老重逢。我应邀出席《人民警察》第五届优秀作品大奖赛授奖大会暨笔会。一到上海，我就对《人民警察》编委、作家宗廷沼讲了我要看望陈伯老的打算。同时，也流露出了我的担心。因为我知道陈伯老每年的春天都要与在北京工作的儿媳团聚一段时日，不知此时是否回上海。宗廷沼是个热情、厚道之人，总是暗暗给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从上海市作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得到了确凿消息，这才告诉我：“陈伯老从北京回上海没几天。你的运气真好。”
这天下午4时许，太阳难得的好。我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小院，一位正在门口玩耍的小男孩警惕地问：“你们找谁？”我做了回答。他马上变得热情起来，高兴地说：“哦！找陈伯吹爷爷！请跟我来。”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前面带路。我本是不用带路的，但我从小男孩的举动，看出了他对陈伯老的热爱，也就依了他。陈伯老以自己丰厚的作品和高尚人品赢得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尊敬，他是孩子们心中不落的太阳和月亮。
与我同行的湖北作家黄土，也是读陈伯老的作品长大的。他得知我的行动，申请一同拜访东方安徒生。这时，我们被小男孩引领到陈伯老的家门口，小男孩一声呼唤后，主人便立即开门迎接。我一眼认出是陈师母。她当然认不出我了。我还是1985年的春天来过这里，一别12年啊！我已经由青年步入了中年，黑发中生出了白发。岁月留给人的变化太大了。可陈师母的变化不大，几乎仍保持着1980年夏天我在南岳福地第一次见到她时那种神清气爽的神态。她进了里屋，我和黄土在客厅等候。说是客厅，其实是书库，是画廊，古旧的木椅茶几，被书和画团团包围。从红尘滚滚的闹市，踏进这清静神圣的书房，心灵立刻被净化与升华。书房里最引我注目的，是悬挂在墙上、书柜上的各种天真稚气的儿童画，这是大江南北的小读者为庆贺陈伯老90寿诞赠送的礼物。
很快，陈伯老从里间走出来，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烟台一别，十年过去，如今91岁高龄的他，当然显得比以前老了，但他的记忆力还是过去那样惊人的好。他问起湖南许多被他称之为朋友的人。其实这都是他在南岳收下的徒弟。平时，这些人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的出书请他作序，有的获得过他用补发工资和一生的积蓄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园丁奖”。他非常关心地询问他的这些朋友们的近况，嘱我转达他对他们的问候。他对我的工作、创作情况问得较多，还问我的孩子长多高了。他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全是快乐的笑。与陈伯老交谈，是一种高级熏陶，是一种超级享受，他一口上海普通话，舒缓、流畅、温柔、明快，如春风拂过面庞，似清泉注入心头。他突然问我：“你好像很长时间没给我寄你主编的杂志了？”我愧疚，向他说明原因。他听了，连声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搞儿童文学的人，没有一个不善良的。”他稍作沉吟，又道：“坎坷是无法避免的。遇到坎坷是好事。没有坎坷，哪有文章。”我听了心头一热，眼睛有几分潮湿。这是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人生坎坷后悟出的真谛呀！自古文人多磨难。他恐怕是当今文人中经受磨难最多者之一。我不忍他为我辈的成长操心。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总是把别人的事装在心上。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很好，也有利于业余创作。请他放心。我拿出留言簿，请他题词。他接过，走进里间，很快又出来，笑眯眯地递还给我。他这次留给我的题词，没有以前的那么长，仅有四个字：“前程万里！”我与陈伯老交往近二十年，其间三次为我本人，一次为我创办的杂志题词，这四次题词内容，都一致贯穿着他对后辈的热情鼓励和殷殷希望。这二十年来，我虽然发表出版了近500万字的作品，然在读者中影响平平。我已年届不惑。我意识到肩上的压力。我当以陈伯老的题词为鞭子，当我懒惰时，当我满足时，当我退缩时，便用其狠狠地抽打自己，像陈伯老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永远保持一股拼搏的精神。
后来我们谈了许多，宽大、简朴的书房里，不时回荡着两代人的笑声。陈伯老本是个时刻用笑眼看生活的人，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一脸热情的笑，一脸温馨的笑，一脸甜蜜的笑，一脸慈祥的笑。他没有做作的笑，更没有装腔作势的笑，他的笑，让人感到与他的作品一样，都是心灵真善美情感的流露。与陈伯老在一起，只有美好、快乐与轻松，别的都不存在。在这座书房里，陈伯老用他的微笑，滋润、浇灌了他的子孙，一个个从这里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材，担起了北京大学校长、中英联络小组组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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