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编辑家袁启生去世一年了。这一年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每当我想到他真的走了时，我与他交往的桩桩件件就浮现在我眼前……
一
清远市，在广东之北，在湖南之南，乃连接湘粤两省的咽喉之地。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早在1990年秋、1993年春、1995年夏，我曾因采访、因办案，驱车南下广东，往返皆从清远城外经过，无论清晨、傍晚，还是烈日当空，最引我注目，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条清澈蜿蜒、气象万千的小河。我曾在我的反映缉毒生活的中篇刑侦小说《红色通缉令》《毒枭落网记》中，浓墨重彩的描绘了这条小河的美丽。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动过要去清远市观光的念头。那三次路过，都是自带小车，若愿意进城，是极其容易的事，只要小车掉个头就能做到。但那时的我的确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后来却不同了，我是非常地想去清远，有时候恨不得一步就扑进清远市的怀抱里，以至常在梦中驾车驶向清远。待我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却仍在长沙。这时，想去清远的心情便越加迫切。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去清远的机会，这种机会却迟迟没有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当你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不想去，当你想去的时候，却很难找到机会。
我要去清远的念头，是从1995年金秋萌生的。因为那一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清远市文联主席袁启生有了书信联系。当时，我创作了侦探纪实文学《追匪连云山》，想在一家纯文学期刊上发表。我从一家报纸上读到了《飞霞》杂志的征稿启事，它的主办单位是清远市文联，主编是袁启生，它需要纪实文学类的稿件。我很喜欢《飞霞》这个刊名，于是我就按照征稿启事上的地址：清远市政府综合大楼416号，将《追匪连云山》直接寄给了主编袁启生。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回音。我把这事看得很正常。因为现今很多刊物上都登着这样的启事：“本刊稿件一般不退，故请作者自留底稿，从稿件投往本刊之日起，2个月后不见采用通知，方可另行处理。”我想：一个多月离两个月已经很近了，到了可以另行处理的时候了。我拟从电脑中再调出一份《追匪连云山》，另投他处。就在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装得胀胀鼓鼓的陌生信件，信封上赫然印有：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册《清远治安》创刊号，其中附了一封袁启生给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担任清远市文联主席。《飞霞》杂志因多种因素停办。他去文联任职前，曾在清远市公安局任职多年。如今离休了，清远市公安局返聘他创办综合性杂志《清远治安》。我的侦探纪实文学作品已刊登在《清远治安》创刊号。由于编发创刊号时间太紧，来不及事先征得我的同意。如有不妥之处，请我原谅。并希望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办好《清远治安》，力争成为公安宣传阵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又惊又喜，《清远治安》处理稿件的速度和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于是，我毫不犹豫，将我手头刚完稿的又一篇侦探纪实文学《红腰袋之谜》，寄往清远市连江路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特别声明：因系打印稿，若不刊用，可不退稿、不回信。没想到半个月之内，我接到了袁启生的回信：稿件留用。1996年《清远治安》总第4期刊登了《红腰袋之谜》，并配发了作者简介。1996年11月21日，我又给袁启生寄去了中篇刑侦小说《黑盗人生》。这篇稿子采用的速度简直飞快，1996年12月初出版的《清远治安》总第11期刊登在显目位置。
二
袁启生不仅处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细。他对我的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了字斟句酌。他是先拟出修改方案，再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不是随便做出改动。修改之处并不多，少则几个字，多则个句子，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对整篇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侦小说的题目原为《追向莫斯科》，他给我改为《在国际列车上》。我觉得改后的题目与小说内容更贴切。我另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做《澳门，不是一条意见，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劳动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当今文坛，有他这种编辑风格的编辑，百里难挑。
收到刊发作品的样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惬意的时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变成印刷品，换来报酬，得到社会的认可，写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变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会与我感同身受。袁启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这种心理，真诚地给作者一个快乐和喜悦。每当《清远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时地将刊有我的作品的样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时甚至稿酬还比样刊先到。这对于我来说，每笔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场及时雨，洒进正迫切需要浇灌的田地。我记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亲因患感冒引发重症，我和妻子于凌晨3时从长沙赶回汉寿县老家，送母亲进县人民医院治疗，一次交了数千元的住院费，但院方说还不够，还要交数千元。我们夫妇又于当天返回长沙，拟再筹集母亲住院治疗的费用。小车行驶至湘江二大桥桥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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