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煞黑，街上夜灯闪烁。忽听车后一声响，小车猛烈的颤抖了一下。司机赶紧停车。我下车查看，是一辆吉普车碰了我们的小车，所幸无大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满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对吉普车司机做出处罚。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显示号码，就知道是袁启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载有我的中篇刑侦小说《在国际列车上》的《清远治安》两本样刊今天投邮，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计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我父母亲、我岳父岳母的身体状况。我为了不让他操心，我隐瞒了母亲患病住院的情况。接完袁启生的电话，我的心情与脸色渐渐发生变化，如同路边闪烁的霓虹灯，有了丰富的颜色。我想：袁启生做人做事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善待他人呢？我一挥手，放走了吉普车。
袁启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给我送来福音，送来吉祥，送来平安。我与他书信、电话频频往来，神交近十年，未曾谋面，但他在我脑海里却有着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声，总使我想起如来佛的脸膛，他那关心的问候，总使我想起观世音的眼睛。
袁启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兼编辑家，出于职业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艰辛劳动之外，关键在于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风。据我从媒体和各方面获得的信息所知，袁启生是个历经磨难，痴心不改，风吹黄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粤赣相邻的山区，不满5岁父亲就去世。他只读了三年书。为迎接全国解放，他16岁就参加了地方武工队。1950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海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转业到地方后，交替担任公安、文化部门的领导，而且主动放弃广州的工作，来到清远，投身山城的建设。他无论担任公安部门，还是担任文化部门领导，都多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他经历了八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腰骨。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不恋权位，只恋知识，他50岁考上北京鲁迅文学院高级作家研究班，埋头苦读三年，文凭、作品双丰收。他联络的作家，培养的作者，遍及全国各地。这一点打开《清远治安》就可看到。我只是他联络的成百上千名作者队伍中的一个。他在我身上就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与精力，他在所有他联系的作者身上该付出了多少呀？！这是无法计算的。
三
我与袁启生的联系不断增多，感情不断加深，每次书信往来，电话交流，他不仅谈作品，而且谈家庭、谈人生。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当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风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况后，他每在季节变换之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指导我如何适应气候的变化对岳父的身体采取相应的保养措施。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适时打来电话，嘱咐我转达他对我岳父的问候。他还教给我一手绝招：要我儿子多给外祖父打电话，隔代人的一声问候，胜过一剂良药。我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对保养中风病人如此得法，如此心细，原来他曾患过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战胜了死神，而且没留下任何残疾，依然迈着军人、迈着警察稳健的步伐出院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向我提及过他的病情。他那朗朗的笑声，达观的人生态度，根本不像患过如此重病的人。
我得知他的真实病情，是在2000年的夏天。整个夏季，我往他家里打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我很纳闷。我当然往好的方面想，以为他到哪里避暑疗养去了。因为他是离休老干部，具备这个条件。初秋，天凉了。我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感到他的声音与以前比较，明显地脆弱了许多。我觉得不对，追问原因，他不肯说。我被迫走夫人路线。经过我一番穷追猛打，他夫人终于招架不住，向我吐露了真情。7月初，袁启生被送进广州某大医院抢救，终于从阎王殿门口返回人间，整个夏季都在病床上度过。电话这头，我惊得目瞪口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清远看望他。头一天，我请好了公休假，第二天一早准备出发，没想到突然来了紧急公务，无法脱身。我暗暗叹息：谁叫我是警察？公务说来就来。每年的公休假都成为一句空话。服从，是警察的唯一选择。这次未能去清远看望袁启生，内心对他的思念之情则越浓越烈。
此后，我与袁启生电话联系的频率更密了。他又渐渐恢复了那朗朗感人的笑声。我能感觉得出，他的身体得以康复。他真是个生命力顽强的人。他又忙开了他编辑《清远治安》的工作，哪怕是在重病中，他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为他康复而高兴，同时，我也为他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身体而担忧。我多次劝他将工作节奏放慢一点。他嘴里答应，行动上却依然故我，真拿他没办法。我只能祈祷苍天，保佑他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今年6月，我往他家打电话，像2000年那次一样，打了多次都没有人接听，我非常着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后悔此前为什么没有要他单位的电话，连了解情况的地方也没有。我期盼着他的来电。这中间，我收到了《清远治安》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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