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一心（曹逸兴）口述实录
我于1931年农历八月初八日，出生于安乡县安成公社，当时的四分局。父母给我取名曹博官。我上有哥哥、姐姐，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大家都叫我满伢子。
我7岁那年，进入汉寿县维新乡第七保国民学校念书。一年级都没有念完，就停学了。我的一位远房的舅爹爹是教老书的，他在我的一位远房的老表家里办了一个私塾班，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这里。走进门的第一桩事就是拜孔子大人。在这里，我读了《三字经》《捷径杂志》，都只读了半本，没有全部读完。那时候，我父亲开始在安乡县城做生意，主要经营皮蛋、烟叶，加工烟丝。父亲把我安排进安乡县城新生小学读二年二级，读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不到两个学期，第五册没有读完，又回到了四分局，又接着读私塾。不过教书先生已不是我的那位远房的舅爹爹，而是一位郭先生。他是个典型的夫子，吃饭的时候都手拿一本书上桌，边看边吃饭。别人都吃完了，他独自还要吃上一会。郭先生的象棋下得好，我下象棋是跟他学的。平时，他只顾读自己的书，对学生没有尽到教书的责任，放任自流。同学们都学得不好。我当也不例外，学习成绩很差。读了一年，就到维新乡中心国民小学读第八册。当时教我的那位老师如今还健在。他名叫刘光表，现任汉寿县城关镇第三完全小学教师。时隔多年我才知道他在这里任教。我去看他，他不认得我了。我说：“刘老师！曹博官看你来了。”他问：“我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来看我呀？”我说：“我是您的学生。您不记得了？”也难怪他了，我在他手里读书时，刚满9岁，就像个芽秧秧，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芽秧秧已经长成大树了，变化太大，的确认不出了。人生经过几次大的变化，也就成老朽了。
我与刘老师分别是在1941年，也就是我读五年一期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丢下书本，跟着大人逃命去了。洞庭湖区，一马平川，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见人就杀，见村子就烧。湖区的人都拼命往山里逃。益阳是山区，我们一家就逃难到了益阳。
1942年，日本鬼子退了一点，形势有所缓和，学校又开始复课。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出现一丝转机，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我和本家人曹天球一起，在益阳县护城乡中心学校读五年二期。上六年一期不久，可恶的日本鬼子又来了。学校散场，各自逃命。
我在益阳举目无亲，突然衣食无着，为了活命，我不得不靠讨米度日。护城中心学校的校长甘孝怀半路遇见我，他说：“你要是讨米讨到了我家里，你就说是我的学生，我家里人肯定会多给你一点米。”我一路乞讨，讨到了离益阳50里地的姑妈家里。姑妈家在大山之中，树木遮蔽，不易发现。我在姑妈家里躲了几个月。这期间与家里通不上音讯。我不知家里人是死是活，家里人也不知我是存是亡。那日子过得揪心，过得艰难，真正是度日如年。社会动荡，强盗入侵，最受苦的是老百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你日本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很好吗？我们中国人又没有得罪你们日本人，无冤无仇，为什么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烧杀抢掠？我又问：南京政府能不能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与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一仗，把侵略者赶回他们自己家里去。可身边没有人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在姑妈家里躲日本佬的几个月时间里，天天挖防空洞。有一回，日本鬼子的麻飞机跟到俺赶，机关枪对到俺扫。每天都会听到喊：“日本佬的飞机来哒！”只要听到这声喊，男女老少都往防空洞里跑。等到飞机的声音消失了，大家才陆续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有时刚出防空洞，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回来了。人们又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钻。那种日子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人们拿日本佬的飞机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自己国家的上空横冲直撞，也不见上面派军队来打日本佬的飞机。保护自己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烧香点蜡敬菩萨，祈求惩罚日本鬼子，保佑老百姓安全。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得比平时密。我们几乎从早到晚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见天日。到了下午，天上没有飞机飞过了，我们正打算钻出防空洞，搞点吃的。我刚从防空洞里探出半个身子，突然被吓呆了。后面的大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手指村口，讲不出半句话。我看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从村口开过，不是中国人，而是一色的蒙古佬，少数日本佬。见鸡抓鸡，见鸭捉鸭，赶得猫飞狗跳。我们都躲进防空洞里，不仅不敢出来，就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我现在想起躲日本鬼子的情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有时梦里回到那种日子，吓得哭出声来。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太大了，尤其给中国人心灵留下的创伤太深了。我这辈子没痛恨过别的什么人，只痛恨日本鬼子。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记住这个仇，不忘这个恨，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无比强大，任何侵略者胆敢来犯，我们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把他坚决彻底地消灭掉。
日本鬼子走了以后，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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