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借贷振施
晋、南北朝之世，民间借贷，利率颇巨。《晋书·张骏传》言：骏境内大饥，市长谭祥，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则其时民间利率，必尚不止三倍。《魏书》言骏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北齐书·卢叔武传》言：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而岁岁常得倍余。盖平时借贷，自春及秋，偿之以倍，饥馑之时，则有过于三倍者也。《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北史·齐本纪》言：后主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周书·苏绰传》：绰为六条诏书，（见第五节。）其六均赋役曰：“财货之生，其功不易。必须劝课，使豫营理。如其不豫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棰朴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其所言，即魏和平二年诏旨之所诫也。此等乘人之急者，其利率，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晋书·庾敳传》：刘舆见任于东海王越，人士多为所搆，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敳。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枕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周奉叔就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并金铪等物。梁武帝在戎多乏，就曹虎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又帝为荆州谘议时，刘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匮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踬士，云何能得舂？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此等非以市恩，即由慑势，与寻常借贷，实不尽同。至寻常借贷，则为数仍微，且多以物为质。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万一千，已见第四节。《南史·刘秀之传》：秀之徙丹阳尹。时赊买百姓物不还钱，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用。当时所谓民间债负，盖多兼赊市言之，非必尽贷金钱也，然其倚势取求则一矣。
其真民间借贷，则为数甚微。《南史·宋武帝纪》言：帝微时，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执，王谧以己钱代偿，乃得释。《魏书》《刁雍》及《岛夷传》皆同。惟《北史·雍传》作一万。宋武虽贫窭，犹是豪杰之流，真闾阎细民，零星乞贷，必尚不及此数也。富人亦有能弃券已责者。《宋书·王弘传》：弘父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又《顾觊之传》，言其子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尝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丧累日。《齐书·崔慰祖传》：料得父时假贷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焚之。魏崔光伯亡，其兄光韶悉焚其契，已见第二节。《北齐书·李元忠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此皆以钱物出贷者。《魏书·虑义僖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责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责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此则以谷物为贷者也。此等人实不能多，而豪势且有恃官力放责者。宋游道劾咸阳王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弼、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此借官之名以放责者也。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此恃官之势而放责者也。《北齐书·虑潜传》云：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循吏·苏琼传》：迁南清河大守。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责数来，无由启口。此则自放责而倚官力为之征偿者也。若民间豪右自行征偿者，则刁逵之执录宋武，其一事矣。皆可见责主之暴横也。
当时僧寺，实为借贷之所。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于招提寺，已见第一节。《南史·循吏·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尝以一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不受。僧寺本以施济为事，施济不能遍及，乃推而为借贷，此亦便民之举。然在财产私有之世，惟牟利之事，为能遍行，能常行，此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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