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荡到天津时,正值秋季,北方的秋季跟南方的冬季相差不远,很是寒冷。我是前一天晚上在北京上的火车,路上只花了十来块钱的车费,可尽管如此,我的口袋里还是只剩了四块钱,正因为如此的少,我才至今不忘。
从早到晚,时间在无数次的辱骂和白眼间流逝,愰愰惚惚中,我在天津就过了一天。直到夜深人静,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让我落脚的工作,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也没有,人家嫌我的个小,且不会说本地话。走在大街上,空荡的背囊也变得分外沉重,和着世人的无情,一起压在我的身上,不堪重负。
在一个大排档前,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里面,无忧无虑地喝酒聊天,心里实在羡慕。自己也十分口渴,便花二块钱买了瓶劣质啤酒,独自坐在角落里,闷闷地喝着,心里升起的是浓浓的思愁,无比孤独。没人会在乎我的感受,没人会在意我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坐在那里,想了很多、很久,然后默默地离开。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四周的黑暗笼罩着一切,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明白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时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变得无所谓,心里的情绪已主宰着一切。没钱又能怎样,没地方落脚又能怎样,都不愿去想,感觉里全是内心的孤独和失落。
望着前方朦胧的灯光,不自觉地朝那里走去,因为我知道,就算是露宿街头,也是要被人盘查的。作为我这样一个‘三无’人员,恐怕是经受不了那些‘询问’,而在黑暗不繁华的地界,往往比较安全。
当接近那整条街看起来唯一还显得亮着的光线时,我猛然看到一张写着“招杂工”的红纸。就是这样一张红纸,让我免去了寒冷的侵袭,有了一个归宿,有了温暖和希望,它拯救了我。也就是在这个餐厅里,我度过了在天津的所有岁月,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至交。
他叫松,来自甘肃,高高的个儿,黑黑的皮肤,留着短寸,性格幽默、开朗且乐于助人。他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只要他开口,总有我们乐的。我很快就与他相识,并成为朋友。
我们一起工作、吃饭和睡觉,一起到外面去玩。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会羡慕那些城里人,我始终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我们却显得格格不入。我和松常常就一起穿着破烂且油腻的衣服去逛商场,保安不让我们进,嫌我们脏。在大街上偶尔看到谈恋爱的同龄人亲亲我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是忌妒。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形单影只,才会没人爱。佝偻着身子走在大街上,简直和乞丐没什么两样,或许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可怜的乞丐。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天津似乎并不多见;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只有我和松才是外地人,其余的都不像,因为我们最纯、最真。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松去喝酒,结果回去晚了,在路上被夜警逮个正着,看来果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叔叔开始的意思是:我们两人必须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做很苦的活,每天中午才有饭吃,而且还很少。然后每天挣几毛钱,待凑足回家的路费后便把我们遣送回家。
干苦活我们倒不怕,怕的就是后面那句话,把我们送回去。这是我们心中最为敏感的软肋,要知道我们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特别是用那种的方式回家,我们无法面对。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松发挥了他的专长,开始和两位警察叔叔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边讲边殷勤地递烟。开始对方的口气还比较坚决,可后来不知是在松的感化下,还是本身在吓唬我们,他们居然妥协了!代价是:在三点钟之前,每人交二百块罚款,即可拍屁股走人。
我俩搜遍了全身,最后只找出四十来块钱,对方脸露鄙态,唏嘘不已。无奈,松说只能回去向工友借。这个建议最后也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原因是看我们实在可怜,放我们一马,只要能借到钱,但只能一个人回去。
松回去了,不久就回来了,说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只借到三十来块钱,和刚才自己的那点钱凑在一起也不过八十多一点。对方依然不懈一顾,理由是给了你们机会,你们就要好好把握,不然就得去吃苦受罪。实在没有办法,老板的手机半夜里又打不通,松不得已再次回去借,对方似乎并不怎么干预,看来他们只在乎钱,而并不在乎像我们这样一文不值的人。
在松第二次回去借钱之前,我告诉他说不要再回来了,在这种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问他明白没有,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渐去渐远,我心里有些悲壮,为自己的不幸,也为刚才的‘壮举’。
不久松就回来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能多借到一分钱,还跟别人吵了一架。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心里剩下的只是感动,为这朴质的友情,为这坚定的义气。
事后巡警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带我们去那个神秘的地方,而是要了那八十多块钱,大概在他们看来,我们连那八十多块钱都不如吧!路上我问他怎么那么傻,没钱还跑回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一定要回来,没有想别的。听了这句话,我拍了拍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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