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勰说得一点也没错，别说坐一宿了，白天坐的几个小时都已经够让他腰酸背痛了。嘉穆睡眠很浅，就算躺在床上正儿八经地睡也不见得睡得很好，更别说在这狭小的座位上蜷着身体睡。可是卧铺的价钱比硬座贵了一倍还不止，他心想到了上海，工作肯定没有那么快找到，衣食住行又事事免不了花销，现在能省一点是一点，反正将就也只将就一宿。于是他对东勰说没关系，自己还吃得消。
东勰没再坚持，一个人去了卧铺车厢，可是没过多一会儿他又折了回来。嘉穆周围每个人都在用极不舒服的姿势打着浅盹，睡相普遍咬牙切齿，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困又睡不踏实实在是件很折磨人的事。所以人们对这个跑来跑去影响大家休息的家伙没什么好脸色。嘉穆见他又跑来，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用眼睛问他又回来干嘛？
东勰冲他招手示意他跟过来，走到车厢的衔接处，东勰神神秘秘地说他刚换的铺位下铺没人，问嘉穆要不要一起过去休息一下。嘉穆摇头，那要是一会儿有人了怎么办？东勰说他问过乘务员了，那个铺位一直空着，而且卧铺票还有很多，不一定都卖得掉。嘉穆还是不去，说这是逃票，万一被抓到了是会很难看的。
“大不了我把铺位让给你！”东勰豪迈地说，“我睡下面，要抓也是抓我。再说我们也不是占着不走，一会儿要是真的有人来，让出来就是了嘛。”他语重心长，拍了拍嘉穆的肩膀总结道，“做人你得学会变通。”
嘉穆最终还是被东勰拉到了卧铺车厢，他高估了自己的耐力，如果真的一宿火车坐下来，骨头非散了不可。他们趁着乘务员离开的空当偷偷溜了进去，找到铺位后，两人长舒一口气，相视一笑，如同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场恶作剧。
东勰问嘉穆到哪一站下，回答是上海，东勰相当激动：“这么巧，我也是！”嘉穆问他不在学校写论文，去上海做什么。东勰叹了口气，说自己本来可以作为交换生去日本交换留学的，可是家里死活也不同意，申请书都提交了却生生被家里人要了回去，所以自己一气之下就想去个离家远一些的城市工作。随后他话锋一转，把话题又扯回了嘉穆身上，问他打算去做什么。嘉穆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夜已经很深了，车轮和铁轨还在激烈地对峙。两个人枕着轰隆隆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主要还是东勰在说，嘉穆只是负责在停顿的间隙发出一些回应，表明自己仍然在听。东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家里的事，有些事情很私密，是不该在闲聊的语境中出现的。嘉穆有些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如此松懈地就在陌生人面前敞开了自己。
东勰说着说着也渐渐没了声音，他不记得谈话是怎样结束的，只觉得意识被行进的火车摇晃得越来越浑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是母亲在家中那个破旧狭小厨房忙碌的背影。被油烟熏黄的爬着裂缝的墙壁、一开柜门就会“哎呦”一声不服老的碗柜以及里面那一只只图案夸张艳俗的大花碗，每一样都泛着时光的旧。母亲把女人最美好的二十几年时光都用来与它们为伴，换了个贤妻良母的好名声。梦里，厨房的锅碗瓢盆被手脚很重地拿起放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客厅电视机的声音开得震耳欲聋，故意抗衡似的。这是父亲母亲二十多年不断重复上演的戏码，母亲的抗争总是拐弯抹角，每到这时锅碗瓢盆就跟着遭殃。而父亲严洪此时一定是阴沉着脸，他听得懂母亲的情绪，大部分时候他可以忍，实在忍不住时他会狠狠地拽起母亲的头发猛甩耳光，或者对着她的肚子疯狂地踹上两脚。东勰把这些从小看到大。
梦里的母亲比现在要年轻一些，她面无表情地把菜往饭桌上重重一放，这也是老桥段。父亲严洪此时必然把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另一只脚不安分地狂抖，嘴里凶猛地抽着烟。
“妈，吃饭！”母亲冲着奶奶的房门喊了一声，奶奶耳背，每次母亲和她讲话都必须把音量提升到吼的程度。
吃饭的过程中没有人说话。每次父母吵架，冷战都可以进行得相当彻底。奶奶自从耳朵变得不好，也不再轻易说话，尽量避免和别人交流。明明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却各吃各的，吃成了餐馆里拼桌的陌生食客。
“一会儿再给我拿两千块钱。”父亲严洪粗鲁地翻动着盘里的菜，像是说给它们听。他身体往旁边一歪，屁股抬起来半边，随后就是一声短促的闷响。
母亲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多少？”她把筷子重重地放下，“你是不是以为咱们家印钞票？家里外头一共还有几个两千？！”
严洪用筷子指点着母亲的鼻子，“我今天手气好能回本儿，别摆出一张丧门星的脸来妨我！”
母亲冷笑一声，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哪次不是说能回本儿？钱呢？都回哪儿去了？”母亲的声音微微走了调，“你昨天一晚上就输了五千块！我累死累活刷两个月盘子都不够你打一宿牌！”、
严洪没等她说完就把筷子往桌上狠狠一摔，两支木棍霎时变成了暴怒的凶器，在碗沿上猛击出“当”的一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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