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周立民申诉着。临尾，他激动不已地站起身，几乎是在呼喊：“二十五年来，我曾经向中央、省、地、县委写了400多封上诉书，而且我上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对我的判决不公。完全是因为得罪了汉寿南下县委工作队的某些领导人，他们抛弃生死与共的土老婆，不问阶级成分，不顾本人表现，只图脸面子好看的找洋老婆。我反对了他们，就丢开党的原则于不顾，泄私愤，图报复，给我捏造罪名，当绊脚石踢开。这些年，我当面喊冤，我上书申诉，总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而今，党中央对我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给了真正的本来面目。我要求县委对我的问题重新进行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公正的结论。要晓得，这绝不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啊！”
县委书记周立民重重地重复着他的话：“是的！这绝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啊！”
我对梅运林说：“我真佩服他的坚强意志和大胆讲话的勇气。”
梅运林说：“他呀！是个特殊人物呢！你要写好这篇文章，最好先找到他，肯定会给你很大的启示。而今，他是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听了这话，更加使我振奋。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汉寿县二轻工业局，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罗汉荣任副局长的第二天，就深入到县农药机械厂蹲点去了。我来到厂里一打听，他又下大队调查去了，过两三天才能回来。我只好耐着性子，从县委组织部借来关于他的大约三四十万字的调查材料，以加深对这起冤案的了解。这当中，有来自云南的老红军凭自己有限的文化，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下的证明材料：“罗汉荣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1939年上半年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曾经研究过，为了保存组织，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经过组织同意，可以加入国民党。”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序巧专程赴北京向帅孟奇汇报汉寿地下党组织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帅孟奇说：“罗汉荣，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罗入党是我谈的话，是党组织要他打入到伪工会里面去的。”这一字字，一句句，凝结着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冲破重重阻力，认真平反冤案的心血。同时我想：如此铁证如山，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落实？
三天后，我走进罗汉荣的办公室，他正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着什么。我猜想，他一定是在抓紧完成新近接受的艰巨任务，调查了解，编写整理汉寿县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听了丝毫未露出突然的感觉。他摘下老花眼镜，望着沅水南堤上绿茵茵的杨柳，深沉地说：“封建主义思想这个孽根在我们党内还严重存在。长官意志，独断专行，个人恩怨，取代了党纪国法。这个根子不铲除，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当成假的。贻害无穷啊！”我追问：“二十多年来，你不断上书上诉，从没有过澄清真相的机会？”他说：“1965年，县委成立了专门办公室，准备对我的问题做出公正的结论。帅孟奇同志也给汉寿县委写了信替我作证。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任水漂荡。1974年，县委又组织人力，重新调查我的问题，结果，一场批林批孔，县委都险些脱不得乎。嗨，运动啊，运动，连年不断，无休无止。国家动乱，党心不齐，人心不定，多大的损失啊！”我品评着他的每一句话。他站起身，手一挥，豪迈地说：“而今，全国上下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新局面。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献给我的母亲！”
一阵春风从窗口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抬眼朝窗外望去，沅水南堤上的杨柳，在微风里轻盈舞动。我又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句：“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何等绝纱啊！没有春风吹送，哪有杨柳青青。罗汉荣，正像一株春天里的杨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使他焕发了新的青春。
1980年7月7日10时47分于汉寿县革委创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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