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母》发表时，稿费恰好买只金戒指。我瞅准了式样，正欲下手。她伸手要过钱，说：“你买的我不爱，我要自己买。”她骗我，她根本就没有买，当时，我的外甥女招工到一家新办企业，不集资两千元，就不让报到上班。姐姐姐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将那笔稿费塞进我姐姐手中，解了燃眉之急。我外甥女需用的被褥蚊帐、洗漱用具、箱桶瓢盆，包括头一个月的饭菜票，都是她花钱备办。金钱在她眼里，看得太轻太轻，而情、而意、而精神、而品质，却看得很重很重。这是有头脑、有修养的女人才会具有的。
她为我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无私奉献，难道就没有得到过我一次报偿吗？应该说，她也曾得到过。
1987年8月，我和她共同付出心血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荣获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评委会负责人特邀她出席授奖大会。当我从著名作家陈伯吹手中接过大红烫金的获奖证书时，当我听到省委书记刘正赞扬和鼓励我时，我发现她那俊俏的脸蛋涨红，美丽的嘴唇颤抖，明亮的眸子里盛满了泪水。散会，回到房间，她一头扑进我怀里。我摩挲着她那满头乌云似的齐肩秀发，一丝一丝地点数着，就像点数着她平时对我的一次次无私奉献，我点不完，我数不清。
能屈能伸，天空中的两朵白云
1982年，是我在创作上出现转机，取得较好收成的一年。然而，忧和乐相跟，苦与甜伴随，我如同一叶扁舟，在苦海忧浪里搏击，穿行。我能穿过苦海，我能战胜忧浪，多亏妻子这把桨叶，给我力量，为我导航。在这场搏击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是忧和乐延长了作家人生的旅途，是苦和甜缩短了作家情感的历程。作家离不开忧和乐，作家少不了苦与甜。忧乐越强烈，苦甜越丰富，作品越撼魂。
春天，我们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新居，这是她单位干部职工投票的结果。从此，我们一家三代再也不会拥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过日子了。从此，我有了书房，成才要有起码的条件，事业必需安定的场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有了条件可以更好地上。我坐在当窗的写字台前，呼吸着洞庭湖上送来的甜润空气，思潮滚滚，笔底哗哗，一天下来，万字有余。中、短篇小说《沅水哗哗》《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虾公背》《春柳湖上》，论文《点燃农村孩子热爱生活的激情》《好像真的活的人物一样》等，就在这个时期产生、发表。我感激她的单位和她单位的群众，我恨不能对着整个人类世界放声高呼：“群众万岁！”
我正痴情，我正狂热，突然，她怏怏走进书房，难过地对我说：“他们要俺跟王主任换房。”“哪个王主任？”她单位的正、副主任可以坐两桌。“新来的那一个。家属己农转非，很快要进城，非三室一厅，不住。”当权者是这种口气，当权者的家属更是这种口气。我们让房未尝不可。“他住五楼，每日上上下下，不怕吃亏。”我为王主任着想。“一楼老张搬五楼，他住老张那套。”她回答干脆。“老张与他同样年纪，他难上，她就不难上？”我奇怪，我问。“老张是一般干部。”她答。我哑了，我又想，三室一厅的不是还空着两套吗？只挂了两位副主任的名。其中一位副主任还一再声明，他不要，他妻子单位有房。可是，就偏要给他留着，空着。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天天叫喊着清房查房，不准两头占房，不准多处占房，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难道不知道？
我越想越糊涂，不等我想明白，突然接到省作家协会通知，我的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入选《湖南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二辑，出书在即，速去长沙定稿。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她催我快走，让房之事，她来应付。我想：也只能这样。我不是她单位的人，不便出面说话。唉唉！谁叫中国的文化单位都这么穷，不然，我就不会寄人檐下。临别时，她顽强地对我说：“我不能让你失去书房！”
我进入创作，就忘记一切，等我把作品定稿，这才想起家中换房的事。我赶忙给她挂长途，通了，一听，传过来的声音不像过去那样清脆、甜润、柔和，而变得嘶哑、粗重、苦涩。我问：“你病了？”“没有。”“情况如何？”“没什么，你安心写作吧！”“你的声音为何嘶哑？你不讲真话，我不会安心。”话筒里一片空白，我正欲追问，她答话了：“他俩轮番威吓我，我和他俩干架了。”
他俩？！他俩都是副主任，可他俩都不安于现状，都想坐正主任的位子。而正主任是功臣，是劳模，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俩在背后发起多次袭击，都无法动摇他的位子。凭良心讲，这位正主任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我写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散文、通讯，反映他心系农民、心系农村、心系农业的感人事迹，提倡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俩早对我暗怀不满。这次，他俩利用换房，一箭双雕：制造我对正主任的意见，把新来的王主任笼络到他俩一边。一场权力之争。我们夫妻成了这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可惜。我没有权力。如果我有权力，他们也不敢这样为所欲为。平时，我讨厌权力这东西。此时，我觉得权力比什么都重要，创作、文章，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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